形容古代女子的私有财产

大家都知道，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。但大家是否知道，古代的女性有没有财产权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。

先秦时，在严格的宗法制度下，女性并无财产权汉朝时，女性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继承财产，因为按国家立法，“死毋子男代户，令父若母，毋父母令寡，毋寡令女，毋女令孙，毋孙令耳孙，毋耳孙令大父母，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” ，户主的继承顺位是：儿子—父母—寡妻—女儿—孙子—耳孙—祖父母—同产子（兄弟之子），身份为母亲的女性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，身份为妻子的女性属于第三顺位继承人，在第一顺位继承人缺位的情况下，她们可以通过取得户主地位的方式继承到财产处分权。

唐代，国家开始在法律上明确了女儿的财产继承权（以办嫁妆的名义）：“其未娶妻者，别与聘财姑、姊、妹在室者，减男聘财之半。” 在户绝情况下，父母的遗产除用于“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，余财并与女” ，确认女儿有权利继承户绝财产。

宋朝在唐朝的文明基础上，将财产继承立法发展到历代最为繁密的程度，特别是关于户绝财产的分配，宋人自己说，“窃惟户绝之法，朝廷行之最为周密。” 不同身份的继承人（如在室女、归宗女、出嫁女、立继子、命继子），在不同条件下（如户绝与非户绝、立继与命继），继承人各自的法定继承份额为几何，法律都作出了详细的规范，因此，法官仲裁民间发生的财产继承权纠纷时，基本上都有法可依。

在法律繁密化的过程中，宋朝女性的法定财产继承权也发展至历朝最高水平——虽然宋代还是男权社会，财产权还谈不上男女平权，但不管与之前的汉唐时期相比，还是与之后的元明清时期相比，宋朝的女性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大的财产继承份额，并且保有这份财产。

到了明朝，立法者对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似乎缺乏关注的热情，以致法律上的相关规定非常之简单，我们只能从《大明令?户令》找到一个条款：“凡户绝财产，果无同宗应继者，所生亲女承分。无女者，入官。”《大清律例?户律》基本沿袭这一立法：“户绝财产，果无同宗应继之人，所有亲女承受。无女者，听地方官详明上司，酌拨充公。”法律也不再区别在室、归宗、出嫁、立继、命继等不同情况。我们认为，首先，这是民事立法萎缩的表现。

其次，这还体现了女性财产权的萎缩。因为根据这一立法，明清时期的女性，只有在户绝、且没有继嗣者的条件下，才可以继承到父母的财产非户绝的遗产，女性没有法定的继承权。虽然明清女性在出嫁时通常可以分到一份奁产，但这只是民间习惯，而非国家立法。一些司法判例也显示，明清女性获得奁产的权利也得到法官的同情与支持，但法官的依据是情理，而非法律。未能在法律上确认的财产权，终究是不稳定的。

即便是户绝财产，女儿得以继承的机会也是不可高估的，因为明代又推行强制性的继嗣制，《大明令?户令》规定，“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，合承夫分，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。”继嗣成为一项义务，而且孀妇不再具有挑选继嗣者的法定权利（要知道，在唐宋时期，继嗣不具强制性，而是孀妇的权利，她可以立继，可以不立继，也可以挑选继子），而一旦有了继嗣之人，被继承人的女儿在法律上便自动丧失了继承遗产的权利。

而且，孀妇如果改嫁，还将失去对自己奁产的所有权——这一权利变更是从元代大德七年（1303）开始的，当时中书省江浙行省提了一个立法建议：“今后应嫁妇人，不问生前离异，夫死寡居，但欲再适他人，其元随嫁妆奁财产，并听前夫之家为主。”元廷采纳了建议，只是补充了一句：“无故出妻，不拘此例” ，即被丈夫无故休掉的妻子，还是可以带走她的奁产。明清延续了元朝的立法，《大明令?户令》与《大清律例?户律》均规定，“其改嫁者，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，并听前夫之家为主。”同时“无故出妻，不拘此例”的附注被删掉，意味着孀妇处分奁产的权利被进一步削弱。

不过，在民间，孀妇改嫁可带走奁产仍然得到习惯法的承认，直到民国时期，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还发现，在一些地方，“为人妻者，对于私有财产有单独处分之权” 。但显然，这仅仅是地方性的民间习惯。在另一些地方，未必就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