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纣王为什么不死守朝歌

史书中记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亲伐朝歌，这与此前的黎国、崇国之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足见武王早在进攻朝歌之前便已经逐步实现其周密的军事进攻，没了黎国、崇国的屏障，联军才得以如入无人之境，也是此时才正式与商军展开正面交战。结果在太史公的《史记》中也有非常生动的记载，纣王“吃着火锅唱着歌”，敌人突然就兵临城下，惊慌之余只好以奴隶代兵作战。仓促之师如何能抵挡士气正盛的联军精锐，不出一天商军大败。

为何说此次一战商军便回天乏力原来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早有说明“自朝歌至清水，土地平衍，据皋跨泽，悉牧野也”，“土地平衍”几乎奠定了商军的结局，这意味是当时的牧野一片开阔，此处一败更是无险无兵，联军一马平川，商君作鸟兽散，纣王这才因此绝望而自焚。

首先要明确的是纣王有着优秀的军事才能。

《史记》上说纣王“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……百战克胜，诸侯慑服”。

《左传》上栾书说“纣之百克，而卒无后。”

可见在牧野之战败亡前，纣王不但经常领兵打仗，而且还是百战百胜。

纣王死时年龄应该在五六十岁，如果按今本《竹书纪年》所说在位五十二年，则保守估计纣王死时应该已经年近七十了。

可以说此时的纣王既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，又可排除头脑发热便要和周武王决一死战的可能性。

而且朝歌作为国都繁华之地，承平日久，人不知战，能组织起防守已不容易，更不用说冒险出战了。因此必然有着使纣王不得不决一死战的原因。

从战略上来说，造成纣王孤注一掷的原因是商人在争夺山西上的失败。

山西在地理上控扼陕西河南河北三省，其对黄河以北的古冀州一带更是全面钳制。

春秋时晋据山西，终晋之世，西向与秦国河上争雄数十战，使秦国终不得东出，南向与楚国几次争霸而多据上风，是名副其实的春秋第一主角。

周王朝虽然是以礼治国，但其在商末快速崛起的初期却实实在在是以武立国，周文王的父亲季历曾“伐西落鬼戎，俘十二翟王”。与周围的戎狄部落可以说是无日不战，向东直接打到了山西中北部地区，从而引起商王朝的忌惮，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死，周人势力暂时被压制回陕西一带。

周文王即位后，韬光养晦，长期积累力量，除了大力加强文化建设，也有理由相信周人向东受阻，于是将很大精力用于向汉中巴蜀及至江汉一带发展，从而为八百诸侯会孟津打下基础。

晚年周文王再次向东发力，灭掉虞、芮、耆、邗等国，并灭掉了商王朝位于登封一带的重要方国崇国，从而双方势力直接对峙于偃师荥阳一带。

如果商人可以专力于此，双方是很难分出胜负的，就如同刘邦和项羽在荥阳对峙一样，其真正破局是韩信北攻赵、燕、齐。而打破商周对峙平衡的便是西伯戡黎。

《尚书西伯戡黎》序文开篇即言，“殷始咎周，周人乘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受。”其实头两句话顺序颠倒一下更通顺，也就是“周人乘黎，殷始咎周，”尚书正义里解咎为恶，其实这里的“咎，病也”，意动用法，意思是周人占领了黎国，殷人才开始以周为病，感到了真正的恐惧。

也就是说周武王灭商前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灭掉黎国，为什么黎国这么重要呢，我们看一下黎国的位置就明白了。

《战国策》上记载魏国名臣吴起对魏文侯说“殷纣之国，左孟门而右漳、釜，前带河，后被山。有此险也，然为政不善，而武王伐之。”

《史记》上这段文字则变成了“殷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经其南，修政不德，武王杀之。”

比较起来当以《战国策》的记载为佳， 在这里吴起以军事家的眼光直接指出了当时商王朝的两处命门。《史记》上的记载则让人晕头转向了。

参看地图，其中“左孟门而右漳、釜”指的就是太行八中的白陉和，黎国位于现在山西长治一带（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争夺的就是这片地区，战后秦国直接包围邯郸，赵国差点提前灭亡）占领黎国后，周人既可以从白直达朝歌，又可以从滏口直达殷都安阳。

从此处越过太行山之后至朝歌与安阳皆不过一百多里的路程，商人的防守压力无疑巨增，这是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到的，所以祖伊奔告于纣，希望纣王能够改弦更张，缓和内部矛盾以解燃眉之急，却被自负的纣王拒绝了。

但纣王显然也不会坐安天命，其应是一方面对两条通道组织起严密的防守，另一方面则是派军队直取或从北方迂回争夺山西，但无论怎样都将处于兵力分散，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。

而相反，周军进攻时只需派一支部队牵制住偃师荥阳，一到两支部队扬声出山西，便足以使纣王要么手中无兵可调，要么军队疲于奔命，此时周武王又带十万精锐部队闪击朝歌（一天行军六十多里，基本是一路小跑）等于是威逼加利诱纣王与之决战。

纣王一是根本等不来援兵，二是别处战事可能还更吃紧，只有放手一搏，寄希望于战胜周武王的主力部队才可能实现战局的翻盘。然而其战略上的失误及由此造成的被动早已提前注定失败的结局。